安德烈自己在大学修的是西方文学史，毕业后却设法加了警局，因为警察至少职业稳定，又比一般的公务员多些保障。

来乌克兰四个月，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的方式，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但和男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不过在安德烈面前，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也许是他太实在，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

我不快地闭上嘴，表示和他无话可说。说我幼稚，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纯情。

酒馆里人声嘈杂，挤满了沫飞溅的当地居民。安德烈护着我穿过柜台前的人群，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坐下。

我冷笑一声：“刚才还说不黑呢，中国人在你们乌克兰警察里，就是旗银行。”

“安德烈，”我终于瞅了个空话，问心中埋藏许久的疑问“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什么样？”

“那又怎么样？”我瞪着他。

灰清关是独联国家的一独特风景，关的商品，不论贵贱，拢堆儿货柜算钱，

他叹一气，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也许你说得对，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人总要活下去。”

我。

安德烈的家背景，和我很象。父母都是乌克兰最大造船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所以安德烈也能说几句蹩脚的中文。他们家在苏联解前，曾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上阶层，九一年之后则事全非。

他眨眨“就这些。”

其实社会的变革，也就两方式，要么像钝刀拉似的和平演变，要么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剧变。反正承受家国劫难的，永远是底层的普通百姓。

我有明白安德烈的意思了。他在犯罪科，如果我和孙嘉遇相熟，作为涉案警察，他自然需要避嫌。

齐。

“你说的，是那个姓孙的中国人？”他看着我，似乎有些困惑，最终摇摇“和你一样，什么也没说。你认识他？”

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平均收仍低于国内，价却比国内一倍有余。天寒地冻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乍，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金，黄瓜则超过十二个金。我每月有二百多金的生活费，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而当地人的餐桌上，仅有土豆、洋葱和胡萝卜，吃到人反胃。

“不，只是好奇。”望着安德烈的睛，我忽然觉得心虚“你嘛这表情？”

对我的是非不分，安德烈表示极大的震惊。他凑近我，将近一厘米的棕长睫下是碧蓝冷峻的睛“玫，你太幼稚，我知他是你的国人，可这里是乌克兰的土地，如果他违法就要接受惩罚。”

我一直想明白，我记忆空白的那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他是真的有犯罪嫌疑。”安德烈拼命摇“你听说过‘灰清关’吗？”

“对不起，”我没想到他这么，连忙认错“我言重了。”

“你应该歉，玫，你是一个丽的女孩，我喜你，可是你不能误解我。”他说得很认真。

“可是…”我迟疑地问“每次都要钱才能放人是吧？”

那天他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妹，他的工作前途，英文中夹着俄文单词，我默默听着。

“孙一直是税警和警察的目标。几几警局，没有足够的证据，每次只能不了了之。”

“真的？”他喜望外，看得是真正兴。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然后把手臂穿他的臂弯。

“为什么？”我睁大双。

安德烈的脸慢慢涨红了，无意中提了声音“玫，我希望你向我歉，我不知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但我从没有起过任何渎职的念，我很骄傲我是个警察。”

“现场不是还有一个中国人嘛，他说了些什么？”

和大多数前苏联人一样，他们无限怀念苏维埃解前的生活平，那时的卢布，曾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如今的俄罗斯黑市，一金可以兑换到四百卢布。

“非常狼狈。”他看着我，底有一丝柔的笑意“一直在哭，脸上上全是血，我以为你受了伤，让女警替你洗过脸，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就把你带问讯室，后来的事，你应该都记得。”

我耸耸肩，学着瓦西里的气说：“算了，安德烈同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跟我走，我请你喝酒。”

“幸好你不认识他。”他慢吞吞地说“否则我们两个就不能坐在这里喝酒了。”

安德烈描述的，好像和孙嘉遇说的差不多。我红着脸问：“就这些？”

安德烈闭双不肯回答，但是他的表情分明已经默认。

“孙就有一家这样的清关公司，他帮助商偷税漏税和走私！”

安德烈真是个英俊的男孩儿，连生气的时候都让人心折，我把手在兜里，看着他笑“安德烈，你真象个孩。中国有句老话，叫近墨者黑，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说的是实情。一个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不到八十金。

他为此严重抗议：“拉达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车品牌之一。”

我不跟他争辩，只是问他“听说你们警察的，黑钱收得很厉害，黑社会都黑不过你们，你怎么窘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