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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后，客人到了，长得可真够帅的。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精明人儿，于是马上做出判断：跟这种人玩儿高雅的那一套他是不会吃的——他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冒牌儿货，所以我就跟他来不要脸的那种：盯着他，等他一看见我，我就从酒杯后给他送个媚眼儿。他笑了笑，招手让我过去。我站了起来，装模作样地扭过去，弯下腰对他说：“先生是不是寂寞啦？”

随后发生的事我是实在没料到。他二话没说，往桌子上拍下一张１0卢布的票子，抓起我的手就出了餐厅。我赶紧向领班使眼色，他早吓得小脸煞白，示意我拖住他。可像他这种人是把你拽进屋就干的人，从不玩花活几，我怎么能拖得住呢？我们往外走的时候，我看见领班冲到电话机前想通知那几个在他屋里搜查的人。他的通知看来很及时：我们进屋时，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的客人把我抱起来扔到床上，就开始脱衣服，我被摔到床上后差点喊出声来：屁股碰到了一块硬东西。我悄悄地用手摸索着，才发现那是一个人的脑袋。

肯定是克格勃的人藏在了床底下。客人跳上床我们就干起来，慢慢地我觉出来床底下不止一个人，因为有３个脑袋同时硌我屁股。里面一定很挤，他们没地方放脑袋。我想象不出来我们在上边作爱时他们在下边感觉如何。完事后，他起来进了浴室。我把房门打开，小声告诉床底下的那３个人：“快走吧，他正在洗噪。”

那３个人爬了出来，一个比一个横：“你等着吧，骚货。”

他们压低嗓子骂道“你叛变祖国，一定抓起你来。”说着，溜了出去。

他们当然没能把我怎么样——他们找不出任何理由。但我在欧罗巴却不能呆了。我对这也不怎么难过，因为没过两三个月那几个姑娘都被赶了出来。我想可能是克格勃的小队来顶了她们的位子，免得再闹出上次那样的笑话。我见过那个小队长莱白黛娃，还挺漂亮，没说的。不然也不会让她当队长的。可我压根儿就不嫉妒她。我们干的都是一种活儿，可她得听从命令；我呢，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命攥在自己手心里。那个美国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间谍——我们一起把那三个克格勃压在床底下大干了一通，真带劲。我最讨厌那些克格勃了，他们老想不花钱，白用人，万一碰上麻烦，他们就缩了脖子，好像你活该倒霉。为了他们，我们偷客人的文件，套他们的话，把他们骗到这儿、骗到那儿，可我们所得到的唯一回报，就是不被他们赶出欧罗巴饭店。什么奖章阿奖金啊，人们的尊敬啊，都被那些家伙赚去了。看看那些关于便衣警察的电影就知道了。可没有一个电影演那些豁出命来为那些警察干活的姑娘们。就因为这个，我那次很开心。

阿尔宾娜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她们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像外国客人的房间里被安上了什么设备，那些客人知道不知道自己被克格勃监视着，等等。阿尔宾娜的确很了解这些情况的内幕，她一一做答，大家极认真地听她介绍，特别是佳丽娜。接着便轮着佳丽娜讲了。

故事之五

持不同政见的佳丽娜讲了从劳改营向外界传递消息的手段之一。

故事发生在我同斯拉瓦在劳改营结婚后的第三次会面。

我带着吃的，带着外界朋友们的问候来看他，照例被允许住上３天。我被带进会见室，兴奋得要发狂。我想把这间小屋收拾得像家一样；在罐子里插上几枝花，把水果摆在桌子上，不时地看着门口，注意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他们终于把他带了进来。我们每次会面时，最初那几分钟的情景我没法告诉大家，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事后我什么也记不得了——由于极度的快乐和伤心我完全失去意识了。

过了一会儿，我和斯拉维克都稍稍平静下来后，我拿出东西给他吃时，注意到他焦虑的神情。

“怎么啦，亲爱的？”

“-，有些消息送不出去，今天值班的那个狗娘养的太厉害了。”

“你能背下来吗？”

“我能，可你在３天之内背不下来。好长时间没人来了，消息攒下一大堆。”

“那你说我用笔记下来不行么？”

“在这儿怎么记呢？这些屋子都有人监视。那些东西要写下来差不多得用小字写满４张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