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亮，占据了最好的位置，装模作样、目不转睛地听课，下课后又找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去问那位老师。后来在黑夜灭灯后的“卧谈会”上我们又热烈地讨论，谁有实力去把这位老师勾到手。我们都知道，他眼神忧郁、不幸福，肯定和那个没文化不漂亮的老婆有关。有一天晚上，阿米激动地说，如果我得到了他，一定要让他每天都精神抖擞地来上课，喜笑颜开地回家。

然而阿卉带来的不幸消息给了718以致命的打击，她说，那位老师的老婆是电视台一位出色的节目主持人。心急的阿米，立即跑到男生宿舍，不管那些正在看足球的男生反映如何，噼里啪拉地把电视频道乱换一通，终于见着了我们想象中的“黄脸婆”惊叹她竟是个大美人。最后沮丧地回来说：完了，没戏。于是这件事在718宿舍再也没人提了。只是许多年以后，留校的阿米，又沿着那位老师当年求学的足迹去英国念文学去了。不知道心中是否还存着当年的情结。

不过，我们的718也有很可恶的事情。一次，在蚊帐中睡觉的我已醒来，但明子她们以为我不在便很刻毒地谈论我，说班上有两位男生因我而从好友变成怨友，说我是祸水，说得唾沫乱飞。其实这完全是道听途说，无中生有。其中的一个男生，我觉得他还挺像孩子，一说话就脸红，我想他要是来追我的话，肯定怕我把他给吃了。当时我可能气极了，立即从蚊帐里蹦出，破口大骂，把他们都骂傻了。等我痛快淋漓地骂完，大笑一声出门而去，很是解气。

三

大三时，我们718团结的阵营，由于几个异性的闯入而宣告解体。毕业时我们还对那几个男生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不仅破坏了团结友爱的小团体，而且搞得我们的718再不能像一个幽静的摇篮一般，让我沉睡其中。对这一点我们既愤怒，又无可奈何。女大不中留嘛。

春去秋来，大学四年竟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有些遗憾我们在一起还没有玩够，我们还有许多宏伟的计划没有实现，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没有去，还有那么多的架没有吵。

然而毕业时，我们718女生欢天喜地地唱着平时我们最爱唱的歌：“到了毕业的时候，都要说再会，海阔天空任鸟飞，何必再伤悲…”718就是718，不会像其他宿舍女生那样哭哭啼啼，我们是乐观而悲壮的。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路正长，夜正长，我们还有再见的时候…

6。灯光

临离去之前，我从残破的窗纸漏孔中向老师的小屋里望了望——迎着我的视线，昂然站在案头的，是那盏油灯。

我曾在深山间和陋巷里夜行。夜色中，有时候连星光也不见。无论是山怀深处，还是小巷尽头，只要能瞥见一豆灯光，哪怕它是昏黄的，微弱的，也都会立时给我以光明，温暖，振奋。

如果说人生也如远行，那么，在我蒙味的和困惑的时日里让我最难忘的就是我的一位师长的窗内的灯光。

记得那是抗战胜利，美国“救济物资”满天飞的时候。有人得了件美制花衬衫，就套在身上，招摇过市。这种物资也被弄到了我当时就读的北平市虎坊桥小学里来。我曾在我的国语老师崔书府先生宿舍里，看见旧茶几底板上，放着一听加利弗尼亚产的牛奶粉。当时我望望形容消瘦的崔老师，不觉想到，他还真的需要一点滋补呢…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里面抄下来了冰心先生《往事》里面的好几个句子。作文本发下来，得了个漂亮的好成绩。我虽很得意，却又有点儿不安。偷眼看看那几处抄来的地方，竟无一处不加了一串串长长的红圈！得意，从我心里跳光了，剩下的只有不安。直到回家吃罢晚饭，一直觉得坐卧难稳。我穿过后园，从角门溜到街上，衣袋里自然揣着那点像“赃物”的作文薄。一路小跑，来到校门前一推“咿呀”了一声，还好，门没有上闩。我侧身进了校门，悄悄踏过满院里古槐树上洒落的浓重的阴影，曲曲折折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小的院落里。那就是在住校老师们的宿舍了。

透过浓黑的树影，我看到了那样一点亮光——昏黄，微弱，从一扇小小的窗棂内浸了出来。我知道，崔老师就在那窗内的一盏油灯前做着他的事情。当时，停电是常事，油灯自然不能少。我迎着那点灯光，半自疑又半自勉地，登上那门前的青石台阶，终于举手敲了敲那扇雨淋日晒以至裂了缝的房门——

笃、笃、笃…

“进来。”老师的声音，低而弱。

等我肃立在老师那张旧的三屉桌旁，又忙不迭深深鞠了一躬之后，我觉得出老师是边打量我，边放下手里的笔，随之缓缓地问道：

“这么晚了，不在家里复习功课，跑到学校里做什么来了？”

我低着头，没敢吭声，只从衣袋里掏出那本作文薄，双手送到了老师的案头。

两束温和而又严肃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脸上。我的头低得更深了。只好嗫嗫嚅嚅地说：

“这、这篇作文、里头有我抄袭人家的话，您还给画了红圈儿，我骗、骗…”

老师没等我说完，一笑，轻轻撑着木椅的扶手，慢慢起身，由靠后墙那架线装的和铅印的书丛中，随手一抽，取出一本封面微微泛黄的小书。等老师把书拿到灯下，我不禁侧目看了一眼——那竟是一本冰心的《往事》！

还能说什么呢！老师都知道了，可为什么…

“怎么，你是不是想：抄了名家的句子，是之谓‘抄袭’、‘剽窃’，为什么还给打红圈圈？”

我仿佛觉出，老师憔悴的面容上流露出几分微妙的笑意；心里略松快了些，只是点了点头。

老师真的轻轻笑出了声，好像并不急于了却那桩作文薄上的公案，却抽出一支“哈德门”牌香烟，默默地点燃了，吸着；直到第一口淡淡的烟，消溶在淡淡的灯影里的时候，他才忽而意识到了什么，看看我，又看看他那铺垫单薄的独卧板铺，粲然一笑，训教里不无怜爱地说：

“总站着干什么？那边坐！”

我只得从命。两眼却不敢望到脚下那块方砖之外的地方去。

又一缕烟痕，大约已在灯影里消散了。老师才用他那低而弱的语声说：

“我问你，你自幼开口学话是跟谁学的？”

“跟…跟我的妈妈。”我怯生生的答道。

“妈妈？哦，奶母也是母亲。”老师手中的香烟只举着，烟袅袅上升“孩子从母亲那里学说话，能算剽窃吗？”

“可，可我这是写作文呀！”

“可你也是孩子呀！”老师望着我，缓缓归了座，见我已略抬起头，就眯细了一双不免含着倦意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案头那本作文薄，接着说“口头上学说话，要模仿；笔头上学文章，就不要模仿了么？一边吃奶，一边学说话，只要你日后不忘记母亲的恩情，也就算是个好孩子…”这时候不知我从哪里来了一股子勇气，竟抬眼直望着自己的老师，更斗胆抢过话头，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