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吕诲等一班御史，因朝廷不用他们的条陈，一齐缴还诰敕，回家待罪。英宗令人送还他们，吕诲等又复固辞，且言与辅臣势难两立。英宗又转问韩琦、欧修如何可置？两人同声奏：“御史等以为势难两立。陛下如以臣等为有罪，当留御史，黜退臣等。”

太顼即皇帝位，是为神宗，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立向氏为皇后，这时乃是宋朝人才最盛之际。一班君，如韩富文、赵范吕等人相继用事。

王圭等又奏称濮王为仁宗之兄，宣称为皇伯父而不名。欧修以为议得不妥，援据《丧服大记》，撰成《为后》或《问上下》二篇，大旨说是为人后，应为父母降服，三年为期。

韩琦傅学士承旨张方到福宁殿，草拟立太制书，此时英宗病已甚重，制书草就，只能亲笔写了个“顼”字，发将去，到了来年正月，遂崩于福宁殿。

就照着司光话说，略加增改，议奏上去。中书嫌他们议得不甚详细，究竟濮王应该怎样称呼用名不用名，发下再议。

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病又复发，韩琦内问候，请早立太，以安众心。英宗。韩琦取过笔砚，英宗勉写了“立大大王为皇太”八个字，便将笔放下。

独知谏院司光，援史评驳，说是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没有追尊鹿南顿君，这是万世一定的理，不可以移易的。于是翰林学士王圭等。

濮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特此手谕，其各钦遵。中书奉到手诏，呈于英宗。英宗又下诏辞让一番，然后定议称濮王为亲，在坟园立庙，封濮王次宗朴为濮国公。濮王名字，臣民均须敬避。一场聚讼才算了结。

惟不设父母原称，这就是服可降，名不可设的意思。若本生父改称皇伯，历考前代，均无典据。

转便是一年，这一年里面，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先后上疏固争，都说王圭等所议不错，请即照准。一连上了七奏章，总是不见批答，又因为尊崇本生的话，乃是韩琦发起又上疏参他专权导谀，请免职治罪。

即如汉宣帝及光武帝，亦皆称父为皇考，未尝称皇伯，至封大国，尤于礼不合，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太后也下手诏，说执政事寡断，徒起纷（阝）。英宗只得将此事搁起，等考得确实典故再说。

韩琦：“一定是颍王了，还要请陛下写明。”英宗又批了“颍王顼”三个字，就倒在枕上。

众人才明白韩琦用空白敕书，是因为任守忠势力浩大，倘若了风声，不但有人前来救情，恐有甚变故，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办理此事。守忠既去，又追究余党史昭锡等十余人，一概充发去。中外人心为之大快。英宗亲政之后，首先下诏，命廷臣会议追尊本生父濮王典礼。群臣奉诏，很觉为难，没人敢开议论。

英宗默然不答，到了次日，下诏徙吕诲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吕大防知休宁县。司光等上疏乞留吕诲等，不报，又请与俱贬，亦不准。侍读吕公着上言陛下即位二年，屡黜言官，何以风示天下。英宗不从，吕公着因乞外调，遂知蔡州。一番大争论，从此罢休。

又参欧修首倡雅议，媚君邀，请与附会不正的曾公亮、赵概一同贬谪。英宗只是置之不理，后来还是太后见群臣们永远持下去，不是个理，便下一手诏：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崇封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载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

，填了守忠的名字，立命押解起程。